“文艺复兴”？错！是“东方文明复兴”！

“文艺复兴”？错！是“东方文明复兴”！

（一）“文艺复兴”：为什么中文翻译要与原文有出入？

（二）“文艺复兴的教父”、古代密文、“天人合一”

（三）你到底在欣赏什么？！隐藏在“文艺复兴”名作中的秘密

（四）“柏拉图学院”：“人文主义运动”的温床

（五）柏拉图 VS. 亚里士多德：“天人合一” VS. “逻辑专制”

（六）“认识你自己吧，身着人类服装的神族！”

（七）不是“文艺复兴”，而是“东方文明复兴”！

(一）“文艺复兴”：为什么中文翻译要与原文有出入？

长期以来，许多同胞对“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存在一个巨大误解，一些学者望文生义，也未能从西方的角度去理解西方文化，就简单地从字面上断定“人文主义”＝“否认、拒绝上帝”、“反宗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否则“文艺复兴”数个世纪后、比牛顿晚了半个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欧洲“启蒙主义”运动思想家休谟也不会声称他“一生中还从未见过一名无神论者”。

与“人文主义”相关的另一大严重误解，是“文艺复兴”本身——这是个中文翻译，与原文有出入，比原文增加了“文艺”二字。短短两个字的增加，却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文艺复兴”的核心与本质，也无意中把现代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引入一个歧途。

这类误解与误译的根源，并不是语言翻译水平的问题，而是源自对西方文化及历史发展真相的极大误解与误读。

“文艺复兴”，这个用语的词源是意大利语的“rinascita”，完全没有“文艺”的意思，而仅意味着“再生”、“复兴”。该意大利用词被欧洲语系中大多其它语言采用，如法语及英语的Renaissance、西班牙语的Renacimiento、葡萄牙语的renascimento等，这些语言都以“再”+“出生”的组合方式构词；在日本，虽曾一时用汉字将之翻译成“文芸復興”，但因与原意不符，早已摒弃使用。中国却至今依旧使用，对之望文生义依然相当普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传媒、文化界一些知识文人的精准折射：至少在了解西方这个领域，严重缺乏敬业精神，东拼西凑，流于皮毛表象并严重滞后。

公平而论，“复兴”之所以被翻译成日语及中文的“文艺复兴”，或许与这个词首次出现的语境有关。该用词最初在意大利艺术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 ）发表的《艺苑名人传》（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architetti, pittori, et scultori italiani, da Cimabue insino a' tempi nostri）中首次出现。如今世界最广泛使用的英文写法 “Renaissance”实际上直接来自法语，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被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 (Jules Michelet )使用，接着又被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 ( Jacob Burckhardt ) 采用。

但若仅依靠语境去理解或翻译，而忽视并误读其社会、历史与文化大环境，则难免出现“文艺复兴”式的误译。

（二）“文艺复兴的教父”、古代密文、“天人合一”

既然是“再生”、“复生”，那我们就要搞清楚，在所谓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究竟是什么被“再生”、“复生”了。

有人说，“文艺”复兴，自然是“文艺”了，或者说，是古代的绘画、文学、建筑设计、音乐。许多人甚至想当然地添枝加叶，把“古代”进一步定义成“古希腊／罗马”。

且不论是否有确凿证据表明十五世纪左右开始在欧洲发生的这一切与古希腊／古罗马存在什么“复兴”的纽带，仅就当时的“文艺”运动而论，它只是表象。“文艺复兴”的外在显像是绘画、建筑、文学等领域出现的一些名作，但无论出现在哪个领域，这场文化运动的背后，源于同一个内在的灵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古文明智慧。

《艺苑名人传》被瓦萨里题献给科西莫·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在书中，瓦萨里陈述了科西莫·美第奇在“复兴”运动中的关键角色。科西莫·美第奇是意大利富有而显赫的美第奇家族长老，人称“教皇的银行家”，本人对古代玄学秘术知识充满好奇，不惜财力派人四处搜寻和翻译古籍文献，并广泛招集和资助熟知这些领域的人才，还大力推动并资助“柏拉图学院”（Academia Platonica），不仅将自己在卡雷吉的庄园捐献出作为学院的院址，还邀请自己的私人医生之子、“人文主义”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负责该学院的组建及具体组织工作。科西莫·美第奇如此被誉为“文艺复兴的教父”。

这个时期，在各个领域遥遥领先世界的中国先进科技知识与思想开始在欧洲的文化知识精英阶层传播，来自中国的印刷术与造纸术更是为这些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与“西方中心主义”编织的人类文明史完全相反的历史事实是，点燃欧洲“文艺复兴”火炬、为欧洲“科技革命”、“工农业革命”乃至西方的崛起铺设基石的，是来自中国的智慧火种。

在欧洲精英如饥似渴地汲取东方古文明知识中，科西莫·美第奇这样的财力充裕、地位显赫又迷恋古文明知识的赞助者便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古籍文献的收集和翻译是这个进程的重要一环；把这些古籍中传授的古文明知识用文学、艺术等方式表达出来、秘密传授，则是这个进程的另一大环节。

在科西莫·美第奇收集的一系列古文集中，其中一文是传入欧洲并在西方秘术界广泛传播的古代密文，叫《翠玉录》（又译《翠玉石板》，《Emerald Tablet》）。书名取自阿拉伯译文中对其来源的一个解释：某位住在山洞里的宾客手持的绿色石板（绿／吕－洞－宾）。“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念在西方的出现就是从这开始的。

《翠玉录》后，科西莫·美第奇收集并引发他最大好奇心的一本秘文集，被许多人视为对“文艺复兴”运动最具影响力的，是著名的《秘文集》（又译：《赫尔墨斯文集》，《Hermetica》／Corpus Hermeticum》）。科西莫·美第奇视其如此重要，甚至要求费奇诺丢下手头的一切工作、集中精力翻译，以便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拜读。

《秘文集》着重于炼丹、方术等东方古文明玄学秘术。书中的一个核心原则成为“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者们频繁引用的著名格言：“上下相应”（As above, so below），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原则的另一表述。该书被译成拉丁文后，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灵感源泉。牛顿也曾为自己搞到一本，从其遗留下来的遗物可以看出，在这本书里，他密密麻麻地做了许多标注和笔记，并用之作为自己炼丹实验的一本指南书。

在其《论生命三书》《De vita libri tres》中，费奇诺描述了如何在居处摆设植物、矿石等华夏风水科学知识，并在讲课中大量列举基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原则的例子，还告诉人们，通过意念人可延长生命甚至“长生不老”。

如同“丹术”等一系列古文明智慧，为抹除一切来自华夏文明的痕迹，《秘文集》、《翠玉录》的起源如今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谜团”，占据话语权主流的，是通常的“古希腊说”、“古埃及说”，尽管它们烙刻着鲜明的华夏印记，尽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理念携带着浓郁的华夏风味。

“天人感应”（“上下相应”）的全句是“下与上相应，上与下相应，以创造一之奇迹”，即 “天人合一” 、“万物归宗”之道。“文艺复兴”运动一些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们深信，在一切知识与艺术的中心，屹立着一切科学之宗的参天大树—丹术等古文明的玄学秘术。

（三）你到底在欣赏什么？！隐藏在“文艺复兴”名作中的秘密......

拉斐尔、波提切利、达芬奇的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乔吉奥、阿尔伯蒂、布鲁内莱斯基、帕拉第奥的建筑设计、源于炼丹术术语的“歌剧”……这些被视为欧洲“文艺复兴”的杰作不过是“文艺复兴”的一小部分，是复兴古文明智慧的外在表述与副产品。就其实质，“文艺复兴”运动复兴的精髓所在、“文艺复兴”运动之魂，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宏观与微观感应）的华夏古文明智慧。

这个原则让“人文主义”者们意识到，万物相连相通并相互感应，彼此密切相连而不可分割，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诗歌、医学......等等，都属于宏观世界的一部分，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强大的感应关系。如果人能理解这些隐匿的无形联系并加以有效运用，那么宇宙的能量就会被人有效利用。

这个时期为艺术家们提供灵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中，多数同时也是玄学秘术家，如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阿格里帕（Heinrich Cornelius Agrippa von Nettesheim ）、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等等。他们普遍相信，这些源于古文明的秘密知识是通过一条从未间断的、包括人类各个文明的传承监护者一代代保存、传承下来的，并相信他们自己也可成为传承这些知识的监护人，

这些“人文主义者”把“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哲学思想、丹术、方术等玄学秘术与宗教因素加以融合，使基督教欧洲的社会精英们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东方古文明的玄学秘术也在多个层面引发欧洲精英阶层的强烈好奇心与迷恋——在他们眼中，这些“超自然”、“超人”般的神秘知识可带来无上的权力、财富、荣誉，也可满足他们的精神诉求。

如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建筑设计施加巨大影响的阿尔伯蒂强调了建筑与音乐相连相通的原理。在“天人合一”原则下，建筑被视为图形与符号在三维空间的延伸，图形与符号则是建筑在二维空间的浓缩。作为自然秩序中形、声这二大要素，音乐是建筑之声，建筑是音乐之形，二者反映着同一个自然生命原则。这个理念被许多建筑设计家应用在建筑设计上，伦敦泰晤士河边的“环球戏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环球戏院”以专演以“莎士比亚”署名的戏剧闻名。

“文艺复兴”运动在英国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戏剧、戏剧。戏院相当于人生存于世的景台，演员如同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的每个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中有一段著名台词：“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他们多次出出进进，每人在各自的时间内扮演许多角色”。这句台词中，作者借用双关语及隐喻传输被教会禁止的古文明传统知识。“莎士比亚”戏剧中隐匿了诸多这种暗语。

“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出现了融合词句与音乐的一种新的作诗方式，这是华夏文明传统上“诗”的含义，即“诗歌”，而不是欧洲等文化中传统上“诗”的含义。这种融合词句与音乐的“吟诗”方式被许多“文艺复兴”诗人用来探索“诗歌”中蕴藏的无形而强大的法力。在法国出现了最有影响力的七大“诗星”，被合称为”七星诗社”(Pleiade)，频繁使用音乐来伴诗。这一文学现象最终导致“歌剧”诞生于“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意大利。

在美第奇家族等赞助下，1598年，歌剧“达芙妮” (La Dafne)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举行了首场演出。“歌剧”在佛罗伦萨正式诞生绝非偶然。这里是丹术、方术等古文明传统智慧得以复兴的中心。实际上，“歌剧”—“Opera”这个名字本身就显露了它源于丹术的秘密。“Opera”一词来自拉丁语，意即“工作／事业／功”。丹术传到欧洲后，炼丹被称为 “伟大的工作／功／事业”。“Opera”(歌剧) 即取自这一炼丹密语。

在绘画领域，许多名作同样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原则及其秘术知识隐藏于画中。这里仅举几例：

如达芬奇的名画之一是“维特鲁威人”，这幅画被秘术家阿格里帕、弗拉德、迈耶、迪伊等丹术家、玄学秘术家进一步发展，运用在更广泛的领域。如在弗拉德画的“两个世界” （Utriusque Cosmi）里，显示了十二个星座及七大行星对各自对应的人体部位的感应关系与影响。

这些知识可以追溯到华夏丹术与五行等生命科学，但从这些图中可看出，这些知识在传至其它文化时已大大走样了，画中的对应关系都基本打乱了五行的顺序，难以准确反映华夏生命科学的奥秘。但不论怎样，这种把古代秘术知识融入艺术作品的做法，在“文艺复兴”期间被广泛应用。

再比如波提切利的名画“金星与火星”。许多人以为它画的不过是两个古希腊／罗马神。实际上波提切利是用这幅画来显示秘术中关于星体的影响力及相生相克的丹术知识。在“金星与火星”中，爱神维纳斯把正在熟睡的“战神火星征服——波提切利以此作为象征，来说明金星的“仁和力”中和了火星的“凶煞力”。同时他也在解释外丹术中使用的两个比较常用的化学元素：金星代表铜， 火星代表铁。

丹术，作为“文艺复兴”中复兴的“王术、尊贵的科学、常青藤哲学”, 被欧洲的文化与知识精英推至崇高地位，在“文艺复兴”的许多其它名画中都可看到。

波提切利的另一幅名画“春天”（Primavera）同样暗藏秘术知识。该画是波提切利受“文艺复兴的教父”美迪奇家族之托而作的。

许多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幅画的中心－金星“维纳斯”及“三女神”身上，画中的另一个重要细节常被忽视：画面最左端的“墨丘利”手持他那著名的“墨丘利节杖”并将之向上指向天。秘术中，“墨丘利节杖”蕴藏能量流动的人体科学奥秘，代表丹术的最高智慧，此节杖被指向天，暗喻人类最高智慧的神圣起源。

（四）“柏拉图学院”：“人文主义运动”的温床

将自己家族的一个庄园捐献出作为学院的院址、大力推动并资助“柏拉图学院”（Academia Platonica）的创建，这当属“文艺复兴的教父”科西莫·美第奇最具影响深远之举。

柏拉图式的学院并不是正式的学院，而是一种松散式的“养育园”与交流平台，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家、艺术家、建筑设计家、作家、政治家、玄学秘术家们趋之若鹜之处，如影响力巨大的建筑设计师阿尔伯蒂、将荷马作品翻译成普通欧洲人可阅读的版本并构成此后众多欧洲文学作品源泉的波利齐亚诺、以其蕴藏玄学秘术知识于绘画而著名的波提切利......

正是在美第奇等显赫人物的大力资助与推动下，“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艺术家、思想家们拥有了创作杰作的优厚条件：不必为他们的生计发愁而创作，也有机会在“柏拉图学院”这类平台相互交流信息、获取创作灵感。

不久，“柏拉图学院”式的“精英养育院”也以各种名号在欧洲多国兴起，并对从此至今西方社会的秘密、半秘密精英一体化势力网络的形成施加了深远影响。

这类学院被泛称为“柏拉图学院”，有其独特理由，一个与“人文主义”者们反抗教会及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想专制和学术独裁密切相关，另一个与柏拉图后期思想的东方古文明渊源有关。

（五）柏拉图 VS亚里士多德：“天人合一” VS. “逻辑专制”

在罗马帝国以血腥手段将基督教强制为官方帝国宗教后，除了基督教，其它哲学与文化传统都遭遇无情打击、根除，基督教的正统教义被牢牢固化，其基调是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上帝之间的对立关系，教会垄断着学术教育和思想领域的方方面面，欧洲的思想家和教育人员几乎都是神职人员，大多也是神学老师。即使在牛顿时代的新教国家英国，尽管“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科技革命”都已完结或接近尾声，也同样如此。如在剑桥大学教学的牛顿本人就是因为获得国王查尔斯二世的特殊豁免，才可以不做职业教父，但仍是一名职业神学家。

为了强化教会对思想和学术教育的垄断、支撑教会许可的正统教义及神学理论，欧洲的寺院或被教会准许并严厉监督管制的高等教育院校中，被允许学习的哲学主要就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因为它对教会权力及思想垄断不构成直接威胁。于是，“逻辑”就成了中世纪欧洲教育的支柱，几乎成为教会准许的唯一智力活动、教会垄断知识与思想的工具。

这种知识与思想上的专制及教育上的独裁垄断最终引发了人文主义者的激烈抨击。对于他们来说，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演绎”思维方式荒谬无稽，教会统治下的教育体制更是窒息人的大脑，是对创造力的一种野蛮摧残。亚里士多德如此成为许多“人文主义”者抨击与反抗教会经院主义学术专制的象征符号之一，被从天上拽到地下。

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则成为人文主义者们高举的“精神火炬”，因为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被视为承继了毕达哥拉斯那些极具东方色彩的哲学思想——让人充分实现创造潜力的“天人合一”理念。

柏拉图的著作显示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后期思想深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基督教纪元三世纪时崛起的“新柏拉图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毕达哥拉斯思想的复兴。而毕达哥拉斯传授的，则携带着深刻的东方文明印记。如我们已看到的，在十九世纪左右开始的“西方中心主义”大规模重构人类文明史之前，早期的多个哲学家传记都记述毕达哥拉斯曾多年东游多个古文明拜师求教，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回生转世、术数等东方古文明的思想虽然不被古希腊人理解或接受、长期被西方人奚落嘲笑，却携带鲜明而不可抹除的东方特征。

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复兴”运动在抨击亚里士多德的同时，高举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的火炬，实际上就是在复兴一部分东方古文明。

不仅如此，现代英国哲学家与数学家怀特海德曾高度评价柏拉图：整个西方的思想史不过是一系列对柏拉图的脚注而已。若从柏拉图与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承继角度看，整个西方的思想史也不过是对东方哲学思想的一系列脚注而已。

（六）“认识你自己吧，身着人类服装的神族！”

虽然在许多人眼中，费奇诺远不如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等艺术巨星们名声显赫，但那些聚集在他负责组织的“柏拉图学院”的思想家、艺术家、改革家、政治家等“人文主义者”们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费奇诺也成为“人文主义”运动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认识你自己吧，身着人类服装的神族！”——费奇诺的这句呐喊成为“人文主义”运动最常被引用的名言，它不仅吹响了“人文主义”者从教会及其赞助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束缚中挣脱的号角，也折射着对“天人合一”生命原则下人之尊严的坚信、对人类与生俱来的神一般无限创造潜力的乐观精神——人无须是西方传统中那个无助、生来有罪、任由命运摆布的被动牺牲品，相反，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知识的掌握与运用，会让人最终驾驭自己的命运。在人的“表皮外衣”之下，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神一般的生灵，并与宇宙及自然中的万物相通相连、从中汲取力量。

这，就是东方古文明为欧洲“人文主义”传播的信念，为“文艺复兴”运动带来的灵魂与灵感。

（七）不是“文艺复兴”，而是“东方文明复兴”！

在西方社会曾有一个流行说法，说十九世纪时，中国早期留学欧美的留学生对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感到震惊，抱怨西方人“迷信”宗教，而抵达中国的西方人则对中国社会的“非宗教化”感到震惊。

与世界其它主要的文明体系相比，华夏文明的确没有正统意义上的“宗教”传统。但华夏民族之所以成世上唯一的一个“非宗教”文明主体，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宗教哲学或宗教，而是我们民族不需要诉诸一个“神”之类的外在力量去督促激励自己、去下达一个道德上的戒律才能步入文明进化之旅。中国人不信正统意义上的“宗教”，是因为华夏文明拥有集宗教、科学、哲学于一体的“天人合一”智慧体系，华夏文明之根《易》的每一卦象，包括每一个卦六爻的结构，都蕴含这个生命科学的奥秘、宇宙运行的法则。

在人类数千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除了短暂的间歇，华夏民族一直遥遥领先世界科技等各个领域，并在科学、技术、哲学等一系列领域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早熟、取得了卓绝的辉煌成就，绝非偶然，与“天人合一”的文明特质无不相关。它就象一条绵绵不断的无形纽带，把人与自然宇宙、今人与祖先、各个不同文化连结起来。

被中文译成“文艺复兴”的原文“rinascita／Renaissance”（复兴），无疑是对东方古文明智慧的重新发现、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原则的复兴，所以更应被译为“东方文明复兴”！将其翻译成“文艺复兴”，使其内含表面化、片面化、碎片化，让人误以为只是文艺领域中西方对自己文化的复兴，却把西方崛起的一个关键要素剔除掉了——这个要素正是华夏文明本身。

这个误译及随之带来的误解就像是在关键的岔路口放错了路标。

在很大程度上，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科技、社会运动中一系列类似的误译与误解，绝不仅是个学术教育问题，尤其在文明战与民族博弈的大时代背景下，这一切不仅在严重阻碍着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对西方、对“科学”、“文明”等概念的实质性理解，也不可估量地影响着一系列领域的国策与国际战略，甚至瓦解着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影响着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

十五世纪开始步入高潮的欧洲“文艺复兴”（东方文明复兴）、十九世纪的西方“第二次东方文明复兴”运动（Oriental Renaissance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右开始在西方发生的又一次东方古文明聚合复兴——这些在西方社会兴起的东方古文明复兴，都是对那个时代西方社会人类精神异化的反叛。十五世纪是反叛基督教会的思想专制与知识垄断；十九世纪是反叛“理性时代”的“理性”泛滥对人心灵的窒息性禁锢；二十世纪是反叛二战后西方陷入的纸醉金迷物质主义沉迷。在本质上，每一次东方古文明的复兴，都因其思想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才激起了文艺领域的创作性迸发。

今天，曾为世界播下文明之种的华夏民族自身正面临文明复兴的一个关键时刻。这不仅将决定我们民族、也将决定整个人类的未来。而唯有挣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束缚，我们才能真正获得思想意识上的自由和解放，全面释放整个民族不可抑制的创新力与生命活力，完成华夏民族的文明复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