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对文学的影响是什么？

尼采的作品对现代文学有着广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托马斯•曼、D.H.劳伦斯和W.B.叶芝的作品当中。曼的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借用尼采的日神与酒神的关系，审视了艺术家在现代文化中的作用。小说主角，作家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是现代德国最著名的编年史家。然而，因为他崇尚日神的形式、秩序和道德，轻视酒神的神秘、性欲及激情等元素，阿申巴赫的艺术最后变得空洞无物。阿申巴赫辞掉了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稳固地位，来到威尼斯，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波兰美少年达秋，在这个故事中，曼与尼采的思想一致，认为现代艺术和文化应该找到生命的原始神秘力量和美学结构之间的有效关系，这样才使我们能够体验这些力量，又不致被他们毁掉。

D.H.劳伦斯的中篇小说《瓢虫》同样利用了日神与酒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小说讲的是一位英国贵族，达芙妮•贝弗利奇夫人与囚禁在英国的战犯波西米亚人约翰•迪奥尼斯•普萨内克伯爵之间的关系。在遇见迪奥尼斯伯爵之前，达芙妮万念俱灰;她的生活只剩下空洞的遵守社会传统和基督道德。她代表的是日神理想与酒神的激情和活力脱离之后的堕落：“她好奇、烦乱的眼神透露出她内心堆积的狂野能量”。这个能量被酒神力量的代表迪奥尼斯伯爵释放出来了，伯爵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黑暗、肉欲、原始的活力撼动了达芙妮的世界。迪奥尼斯期望出现一个“毁灭之神”，将他所见的现代资本主义贫瘠的平等主义思想扫荡一空，并赋予贵族权力，使他们有能力“去选择，去命令”。在劳伦斯笔下，日神形式与酒神能量的分离，使得生命不得不屈从于过时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只有当公众道德再次与酒神的转型力量相遇时，才能孕育新的生命形式。

W.B.叶芝的启示诗《二次圣临》中也有尼采的影子。诗中，整个西方基督传统的“核心”“无法维持”，“无政府状态笼罩了世界”。《二次圣临》讲述的是现代西方文化可怕的虚无主义思想：将传统道德和精神价值贬低到一无是处，却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替代的思想。叶芝在诗的开篇，描绘历史“不断扩大的漩涡”的形象，以此强调虚无主义这一主题。叶芝认为，历史是由基本对立的力量构成的：西方文化即将进入千禧年的时候，另一个历史的循环也将要开始，这里基督价值将毫无意义。这即将到来的时代使现代文化消融，“最好的不再有信服力，而最差的，则充满激情”。《二次圣临》的结尾塑造了反基督的“野兽”形象，它半人半兽，垂头丧气地走向伯利恒，等待重生。诗中充满了暴力的象征，因为我们的道德和精神价值正在发生质变，强力和创造精神尚未赋予它秩序。追随着尼采思想，叶芝认为，现代历史所需要的，正是一种能够创造新形式、新价值，改变当代生活状况的理想文化。叶芝的其他作品中也体现了尼采思想，比如《在学童中间》，诗中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在舞蹈中辨别出舞者?”正是尼采拒绝将“施动者”和“事件”分离开来的思想。

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理论方面越来越重要的“新历史主义”之中，尼采的影响也显而易见。新历史主义作家，如斯蒂芬•格林布莱特，路易•蒙特罗斯，克莉丝汀•加拉赫提出了新的解读特定文本——文艺复兴戏剧，游记，医学文档等——与他们的历史背景之间关系的方法，这个新方法的提出主要得益于尼采的谱系批评，尼采的影响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作品里尤为突出。跟尼采一样，新历史主义作家反对文本和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是稳定前进的。历史主义思想家解读历史事件的方法，也许是将其放在特定历史时期或社会制度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之下；而“新”历史主义则首先关注具体的历史现象，然后才将其划归为“16世纪历史”或“文艺复兴文化”等类别当中。格林布莱特分析文艺复兴文化，运用的材料就是看似不值一提的杂文趣事和口头叙事，而不是公开发表的材料。他所考察的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主要是不同形式历史文本之间不连续甚至是对立的关系，包括：法庭裁决，教堂祈祷文，神话和民间故事，法律知识，喜剧演出纪实等一目的就是探讨历史文本和历史背景的界限之所以产生且合理化的途径。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叙事的多元性、特别性及偶然性，这样做修正了对意识形态和历史时期的单一看法，同时强调现在对决定历史意义的建设性作用。新历史主义作家断言，自我构建是强力的作用，这也引用了尼采的思想。他们的作品中，身份这一概念，不是内在形而上学本质的反映，而是由外部偶然的事件所决定的，比如衣着，语言以及体态及礼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