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芙妮40年兴衰沉浮，家族内斗、资本搅局、断尾求生

作为中国女鞋行业的“月桂女神”，达芙妮（Daphne）的故事堪称一部家族商业史诗。从1980年代福建莆田的一家小作坊，到2012年市值超百亿、门店近7000家的“大众鞋王”，再到如今每年营收仅两三亿的苟延残喘。两大家族内斗、资本搅局、决策失误，达芙妮的故事要从1980年讲起。

1980年，张文仪与失业的姐夫陈贤民一起创办了乔志企业，开始鞋类代工的业务。

1987年，二人因台湾成本逐年高涨、毛利率太低，跑到了香港开设永恩集团，继续鞋类代工的业务，这就是达芙妮的前身。

1990年，为了进一步扩张，张文仪又拉上了自己另外一位姐夫陈明源一起在福建莆田建厂，开创了自己的品牌“达芙妮”。

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国内消费市场大大扩张，达芙妮一时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女鞋品牌。1995年合并了内地和香港业务的永恩股份就在港交所上了市。

但随着公司业务越来越大，家族企业之中的矛盾越来越大， 其他人就渐渐退出了公司的经营，只留下张文仪主导公司的业务。

之后，张文仪从批发转向零售，逐步开设直营店直接达到消费者，在女性消费者市场上引起了一阵浪潮，达芙妮的门店数量在一年内激增。

但张文仪过高估计了市场形势，大量借贷用来开门店、生产产品，但不料形成了库存积压，面临资金链即将断裂的问题。

于是为了收拾张文仪留下的烂摊子，董事会又将陈贤民找了回来，制衡张文仪。此后，张文仪担任“集团主席”，陈贤民担任“董事总经理”。

随后，达芙妮在公司治理上做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1、二代接班总裁

张文仪卸任总裁后，由陈英杰担任总裁。陈英杰是另一位创始人陈明源的儿子，曾经搞过音乐，中学期间与任贤齐等人组成“赤蛇”乐团，任贤齐担任主唱、他担任键盘手。但1992年开始就被家中安排达芙妮轮岗历练，深入了解了达芙妮的业务全流程。

2、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5月16日，吕登峰先生辞去执行董事职务。

7月21日，聘任瞿吉平先生担任执行董事职务，李云芳先生和陈博义先生担任非执行董事。

8月3日，聘任李碧霞女士作为执行董事。

从此，达芙妮的董事会不再是个摆设，开始不断地探索，发挥其在公司经营中的作用。

张、陈两家在董事会分庭抗礼的时间一直到2005年，张文仪被爆出“以假土地买卖拉抬股票、掏空旗下上市公司顺大裕的资产”的消息，张文怡被台湾省的法庭判刑后潜逃，2007年在澳门被逮捕归案。

2005年后，陈英杰顺势接任集团主席，成为了公司最核心的人物。

从2000年到2012年，是达芙妮快速发展，直到巅峰的时期。

2002年，达芙妮首先获得“adidas”的中国经销权，并于国内不同地区开设专门店及专柜，从此营业收入开始暴涨。

2003年，达芙妮终于扭亏为盈。

2004年，达芙妮推出“D28”与“D18”系列，目标顾客分别为20至45岁及15至30岁之女性。后来邀请S.H.E和刘若英代言，强化差异化定位。

2005年推出“鞋柜”品牌，拓展全年龄段市场，门店数量迅速增至近7000家，覆盖全国二三线城市。

2005年，陈英杰管理下的永恩国际（它于2008年更名为达芙妮）被评为《福布斯》亚洲版最佳10亿美元以下公司。

2004年至2009年间，当时达芙妮号称中国每5双品牌女鞋中，就有1双来自达芙妮。在最巅峰时期，达芙妮1年能卖出5000万双女鞋，连续5年稳坐大陆女鞋第一品牌的交椅，市场占有率近20%，获封“大众鞋王”的称号。

但在达芙妮业绩越来越好的这个过程中，达芙妮的股价并没有像预期那种步步高升。

2007年4月，达芙妮发布的2006年财报业绩逊于市场预期，公司股价在10个交易日的下降幅度达到40%

2008年下半年的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公司营收增速放缓，公司股价又进一步跌到了谷底，最低时仅0.415港元/股。

陈英杰认为公司的家族化管理方式无法被资本市场了解和认可，同时达芙妮的经营水平、供应链管理水平及运营效率也亟待提高。

为此，陈英杰用达芙妮的发展需要第二次变革为由，说服了陈贤民选择放手去过退休生活，而他决定以调整股权结构为突破口，引入的第三方投资者。

当时，陈英杰委托的投资顾问美林证券安排了多家私募投资机构与其见面。经过多次沟通谈判，TPG成为入股达芙妮的投资机构，2009年5月，双方达成协议。此后，达芙妮的股价一扫颓势。

TPG认购了达芙妮为期5年的价值5.5亿的无担保可换股债券，还获得2014年到期的1亿份每份可转换为一股普通股的认股权证。若所有债券及认股权证获全面行使，TPG将持有2.78亿普通股。最高时期，TPG基金所占有的股权超过了18%，成为了达芙妮的第二大股东。

TPG获得的权利，则是向公司的董事会指派一名执行董事，并且安排财务和供应链的总管人选，帮助达芙妮建立符合现代化企业的财务管理和供应链管理体系。

在TGP的影响下，达芙妮做了几个改变：

引入人才：TGP推荐了新的CFO、人力资源总监和运营总监，彻底将达芙妮的家族企业经营模式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上市公司体系。并购多元化：达芙妮1.95亿港元收购富珍国际60%股权，进入中高端女鞋市场。并购后，富珍将运营6个中高端女鞋品牌，丰富了达芙妮的产品组合。电子商务：2006年达芙妮就进驻了淘宝。但在TPG的影响下， 2009年9月，达芙妮和百度、台湾雅虎奇摩网上商城共同成立了一家电商平台“耀点100”。甚至于2011年关闭了京东、乐淘、好乐买和淘宝等线上分销渠道。

正因为“耀点100”这个电商平台，二级市场普遍看好达芙妮，其股价迅速攀升，TPG也从中赚得盆满钵满。但2013年随着淘宝、京东、唯品会等电商平台的强势崛起，逐渐让市场反应过来“耀点100”迟早倒闭，二级市场表现开始崩塌。

TGP也趁机开始甩卖达芙妮的股票，在2015年底彻底消失在了股东行列之中。

而由于陈英杰押注错了项目，造成了一系列的供应链管理不善的问题，2015年达芙妮亏损3.80亿港元，引起了下一次达芙妮的动荡。

在2015年的财报异常难看发布之后，张文仪的儿子张智凯发现有机可乘，开始拉拢人心。最终通过操纵董事会通过决议，2016年4月走马上任达芙妮总裁，并于一年后继任董事会主席，陈英杰成为了一名非执行董事。

这意味着陈家在掌权达芙妮15年之后又被张家逆袭，但张智凯上任后才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一个烂摊子。2016年达芙妮的亏损愈演愈烈，达到了8.38亿港元。

为了让自己在董事会中有更多的控制权，张智凯也选择了引入投资公司成为自己的助力。

威灵顿是一个特殊投资管理机构，一般只做投资，一般不介入企业的日常管理和决策，这在张智凯看来是一个非常符合需求的合作方。通过采用可转债的形式发布新的股票，使得威灵顿低于市价20%的方式获取达芙妮的股权，2016年的6月底，威灵顿就以接近9%的持股成为达芙妮主要的4个股东之一。

在为威灵顿的帮助下，张智凯试图通过“高端化”转型扭转颓势，聚焦自有品牌的高附加值领域，也做了几个决策：

剥离低利润的代理业务：全面终止与阿迪达斯、耐克的代理合作，将资源集中到达芙妮自有品牌的高端女鞋开发上。门店更新换代：同步关闭大量亏损及形象不佳的街边店，推动门店向购物中心转移，试图通过高端商圈重塑品牌形象。例如，在步行街开设新形象示范店，采用简约装修风格，并更新品牌Logo以吸引年轻消费者。忽视线上渠道：认为高端女鞋的线下体验更为重要，将电商平台（如京东、淘宝）仅作为清库存工具，未持续投入线上运营。这一决策导致达芙妮错失电商增长红利，与年轻消费群体脱节。

但这一系列操作并没有能挽救达芙妮的业绩，在营业收入狂跌的情况下，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分别还亏损了7.42亿元、10.10亿元、10.96亿元。2019年6月到7月，威灵顿开始密集退出套现，涉及金额大概879.6万港元，彻底退出了股东行列。

于是2019年后达芙妮全面向轻资产模式转型，逐步将生产管理和物流环节外包。2019年，达芙妮与苏宁物流达成战略合作，利用后者全国仓储网络建立虚拟“中央鞋柜”。

同时将重资产的线下门店逐步全部关闭，到2020年年中，达芙妮干脆宣布线下门店一个不留，转型专做线上业务。

于是达芙妮的业绩也从此一落千丈，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的营业额分别为3.64、1.06、2.00、2.63亿港元，不复曾经的辉煌。但是在这种断尾求生的方式之下，达芙妮也重新回归了盈利。

而从董事会成员来看，陈英杰先生于2018年9月18日辞任，陈怡勳动于2020年1月17日辞任，陈家从此退出达芙妮的权利争夺，完全由张智凯、张智乔两兄弟所掌握，在电商市场开始寻求生机。

在时代的浪潮一波接一波继踵而至的时候，想要不被拍死在沙滩上，达芙妮的兴衰给了我们很多启示，简单讲两点：

一是治理结构需要平衡，既不可两家分庭抗礼，也不可一家独大为所欲为。

二是企业战略需要有企业家自己的坚持，资本并不是救命稻草。资本多关注二级市场，决策短视且不顾公司死活。